編者註：本文內容是根據蒙恩法政視頻內容，借助AI進行語音轉文字後，翻譯而成；內容根據處境有刪減和修改。
這張聖像是著名的伊莉莎白·巴頓（Elizabeth Barton），4月20日，正是她的慶節。她原是羅徹斯特（Rochester）一帶的一位修女，被視為一位女先知。她原先是一位女僕，曾服事過坎特伯雷大主教家中的僕人；後來因著她的異象和預言，她被帶到當時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罕（William Warham）面前，也因此受到了約翰·費雪主教（Bishop John Fisher）的注意。由於她所作的預言，她獲准進入一所本篤會的女修院，並繼續領受這一類來自上帝的啟示。
她之所以特別值得注意，是因為她敢於挺身對亨利八世（King Henry VIII）說：你和安妮·博林（Anne Boleyn）的婚姻是不合法的，不正當的，對國家也不是件好事；你將因此而受苦。結果，這就足以讓她被處死了。她被絞死，而且很不幸地成為唯一一位頭顱被插在塔橋（Tower Bridge）——或者說倫敦塔附近——示眾的女性。
關於她受審的經過，後來有大量文字記錄流傳下來，而這些文字多半出自像托馬斯·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這樣的人，以及那些試圖抹黑她異象的新教改革派人士之手。因此，我們今天看到那些歸在她名下、說她曾講過的某些話，的確顯得非常不明智。聖托馬斯·莫爾（St. Thomas More）以一位律師的角度認為，她的證詞曾被動過手腳，好讓她看起來比實際更糟、更像個騙子。因為對教會而言，最糟糕的事情之一莫過於殺害一位女先知；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她看起來徹底地不可信。
於是問題就來了：為甚麼我們安立甘公教徒會敬奉一位曾反對亨利八世與安妮·博林婚姻的女性，而那段婚姻，不正是為我們教會的起源負有責任的嗎？很多人會這樣問。我想，這正是我們需要開始更深入思考的地方。
本文的目的是要回答一個我常常被問到，而且我認為非常合理、也值得好好回答的問題。那就是：為甚麼安立甘公教會仍然與羅馬公教會保持分離？我們大可利用「安立甘特別主教轄區」——這是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11年設立的機制，作為安立甘宗信徒在保留其重要傳統遺產的同時，而加入羅馬公教會的一種方式。
從個人的角度來說，我想在這裏談談我個人的經歷。2009年，我去拜訪了一位同屬持續安立甘教會的成員，他是教會中一位非常資深的人士。我當時寫信給他，想詢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結果他邀請我到他那裏去過週末。我們去了他位於南部海岸那座美麗的教堂。在那段時間裏，他告訴我，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正在他的一位老朋友身上發生，並且要我「拭目以待」。那位老朋友原來就是拉辛格樞機，也就是後來的教宗本篤。所謂的特別主教轄區，其實就是他曾與拉辛格樞機、也就是後來的教宗本篤所討論的事情之一。結果到了2011年，他和其他幾位就一起加入了特別主教轄區。這被許多人視為一件好事。
但這並不是安立甘公教會贊同的事。伊莉莎白·巴頓、聖托馬斯·摩爾和聖約翰·費雪向我們顯明瞭：雖然在國家與教會之間保持距離是很重要的，但如果一個國家想要擁抱基督教的道德，那麼它就應該將聆聽教會的聲音作為其首要來源。而這三個人正是這麼做的，他們也為此付出了代價。
宗教改革時期的政治，本來就是出了名的複雜。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哦，事情只是因為亨利八世犯了姦淫，讓安妮·博林懷了孕，他想娶安妮，想擺脫亞拉岡的凱瑟琳。事情沒有這麼簡單。真的沒有這麼簡單。你還必須看看歐陸上發生了甚麼，看看教宗革利免的情況——他在很大程度上，幾乎是西班牙王室的政治囚徒。而他的決定將會影響他在家族與政治中的地位。你會發現，所謂將政治與宗教分開的想法，說得委婉一點，也是非常棘手的。因此，如果我們把整個情況過度簡化，這並沒有任何幫助。它不會讓事情變得更容易，反而只會讓對話變得更加困難。布蘭多里尼定律說：造謠一張嘴，闢謠跑斷腿。說出一件與事實不符的事情，要比實際去證明為甚麼那個觀點是錯的，花費更少的力氣。
英國宗教改革的處境非常複雜。如果王位繼承沒有出問題，如果小亨利王子活了下來，那麼很公平地說，這個國家很可能根本不會發生宗教改革。至少在亨利國王的有生之年不會。
而我們作為安立甘公教徒所意識到的是：不僅宗教改革是出於政治動機，甚至連教宗職分本身的發展，也更多是出於政治權宜。它並非純然來自基督教教義。你必須回頭去看第八、第九世紀，以及第十一世紀，你會看到教宗制度在那些世紀裏是如何獲得政治影響力的。
在前七次大公會議中，從第一次尼西亞到第二次尼西亞，沒有一次是由教宗召集的；它們全都是由皇帝召集的。原因是那些皇帝試圖藉此維持某種政治上的和平。結果是教會聚集開會，由教會來決定教義，然後告訴皇帝；皇帝再去執行。我們也注意到，那些會議之所以成為大公會議，並不是因為教宗說它們是，而是教宗之所以說它們是，是因為那些會議本身就是大公的。
正如我所說的，這是一件困難的事。而它之所以困難，是因為我們對教宗本人並沒有任何敵意。我們不是反對教宗。我們只是不相信那種聲稱「公教會完全存立於聖座之中」的說法。東正教就是對此的證明。同樣地，我們也不認為東正教本身就是那唯一真正的教會，就如同我們也不認為羅馬公教會是那唯一真教會一樣。這兩個教會都存在且都適當地屬於大公教會，這項事實本身就表明瞭那種排他主義是有問題的。
那麼作為安立甘公教徒，如果我們要加入特別主教轄區，會發生甚麼事呢？其中一件事就是：我們將不得不承認，我們所有的彌撒、我們教堂與主教座堂中所施行的每一項聖事，都是無效的。
雖然人們可能會試圖淡化這件事，說：「哦，也許在某種意義上它還是有效的，你知道的，聖靈也許在其中作了一些奇妙的工」之類的。或許吧。但我相信我的主教是一位真正的主教，因此，我相信我自己是一位真正的會長（priest）。這不是因為我想要成為一名會長——事實上，我對於自己最後被按立為會長感到相當驚訝。我當初是申請成為讀經員的，結果一路走來，我現在成了一名會長。但我相信我是一名會長，是因為我的主教按立了我，而我相信他是一位真正的主教。
如果我加入了特別主教轄區，我就必須在某個地方承認：我錯了。這就是我不得不說的話。我得說我錯了。但我真誠地相信自己錯了嗎？不，我不相信，而且我有我的理由。你可能會說：「哦，那是不可戰勝的驕傲，難道你不願意被說服嗎？」當有好的論證時，我願意被說服。而且坦白說，《宗座牧函》（Apostolicae Curae）並不是無誤的（infallible）；雖然它是一份在邏輯上非常優美的文件，就其推論結構而言是健全的，但它的前提是無效的。此外，教宗保祿六世所提出的新按立禮本身也顯明瞭問題所在：因為連羅馬共融內部的一些人都認為，後梵二時期的按立禮存在某些問題，而那些問題，恰恰和他們指控某些來源的按立禮所謂的問題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將不得不否認我所持守為真的事情。這違背了真理。這違背了我的信仰。這違背了我所相信為真的一切。這違背了我的良心。對於我們安立甘公教徒而言，我們相信我們聖秩的有效性；我們也相信，去否認這些聖秩將是一種褻瀆，因為我們相信，它們是根據大公教會所界定的聖秩聖事被正確地施行的，而羅馬公教會只是這個大公教會的一部分。
我說這些，我知道我親愛的羅馬公教會弟兄姊妹們，會有人因此感到氣憤，可能臉比我現在看起來還要紅——我現在臉紅只是因為光線的問題而調了設定。但可能確實有些羅馬公教會徒聽了會有點激動。我只想清楚地表明：我不是在攻擊羅馬共融，我也不是在攻擊特別主教轄區。如果人們能夠心安理得地接受加入教長區所附帶的條件，那並不會改變我對他們的感情。這不會改變我對他們的看法，也不會改變我對他們的尊重。
同樣地，我對聖父，羅馬主教，懷有完全的尊重，因為他確實是一位真正的主教。我不相信他的教義權威超越了他的教區，但我確實相信他是「同儕中的首位」（primus inter pares）。而且你猜猜，在最近這場圍繞著川普總統與教宗良之間的風波中，我站在哪一邊？給你一個提示：我站在「白色長袍」那一邊，而不是「橘色頭髮」那一邊。
所以，我知道羅馬信徒會不同意我，也知道我在特別主教轄區的朋友們會不同意我。我所希望的是，他們不要對此抱持防衛的心態，因為他們是基於充分的理由作出了自己的選擇。他們思考過、考慮過，然後去到了特別主教轄區。我不僅祈禱他們能快樂，更祈禱他們能興旺、成長，並宣講基督的福音。這確實是我對他們的祝願。我也同樣祝願我自己所有的公教弟兄姊妹，以及我所有的東正教弟兄姊妹。
雖然許多人會說安立甘公教會是無效的，說這名字起得很糟，說我們無權使用「安立甘」這個詞，也無權使用「公教」這個詞。這些爭論我們以前都聽過了。然而，這並不足以改變我們的想法。我們沒有被任何論證說服，讓我們相信自己既非安立甘也非公教；相反地，我們堅定地相信我們所相信的，並且我們將堅守到底。
我們將站立。我們將與所有基督徒一同站立，對抗世界、肉體和魔鬼。我們將與他們一同站立。我們將舉行彌撒。我們將在至聖聖事中看見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與寶血。我們將繼續施行教會一向所領受的諸聖事。
所以，如果這意味著你認為我們是無效的，好吧，那不是我們的問題。我們將繼續做我們所做的。如果你不相信我們是有效的，那很好。你就留在你覺得更有保障的地方，並在那裏敬拜上帝。但我們確實邀請人們與我們一同敬拜。我們確實邀請人們參與我們的彌撒。我們邀請人們成為我們家庭的一分子。並且我們相信，在我們的共融中，你將能找到一切屬於大公教會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