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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康伯的豐富著作在現代學術和讀者群中並未得到良好的傳承。霍頓·戴維斯在其權威著作《英格蘭的崇拜與神學》（Worship and Theology in England ，第2卷，1975年）中，將康伯的作品描述為「冗長、細緻、準確，但極其乏味，除非他忘記了虔誠而轉向爭議性內容」。斯特蘭克斯（C. J. Stranks ）在其題為《虔誠的安立甘》（Anglican Devotion，1961年）的研究中將康伯的《指南》描述為「費力且散漫」。這類批評雖有一定道理，但並非完全公允，戴維斯稍後也承認，像康伯這樣龐大的多卷本著作《聖堂伴侶》（A Companion to the Temple，1672-1698年）確實促進了「對《公禱書》的了解與欣賞，培養了對英國國教的忠誠，並推動了禮儀惡虔誠」。 托馬斯・康伯出生於肯特郡韋斯特漢姆，1645年，出身相對卑微，童年時期因健康不佳而飽受折磨。他的早期教育主要在韋斯特漢姆當地學校，由托馬斯·沃爾特會長負責指導，為康伯進入劍橋大學西德尼・薩塞克斯學院（1659年）做準備。他在大學期間依靠多項慈善津貼才得以維持生計，1663年離開大學時只獲得了學士學位。但就在同年，年僅18歲的他，遠低於法定聖品按立年齡，便被按立為會吏，後迅速前往約克郡北區的斯通格雷夫擔任助理聖品（curate）。1664年被按立為會長後，康伯與約克郡北部多個顯赫家族建立了聯繫，1668年與愛麗絲·桑頓結婚（儘管遭到她家人的反對），次年繼任約克郡北部赫姆斯利附近斯通格雷夫的王室教區聖品。
就在這時期，康伯開始了他充滿活力的寫作生涯，於1672年出版了他對《公禱書》的虔誠評註（特別針對日課祈禱）的第一卷《聖堂與密室指南》（A Companion to the Temple and the Closet）。這部作品的原始標題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其目的是通過使用《公禱書》將教會的公共崇拜與私人虔誠聯繫起來。連同1675年關於聖餐、洗禮和堅信禮的《祭壇指南》（A Companion to the Altar），《聖堂伴侶》的另外兩卷於1679年問世，這使得康伯在1679年5月得以晉見宮廷，因為安妮公主在準備她的第一次聖餐時使用了他的作品。從那時起，他開始在上流社會和宮廷中活動。
康伯在約克附近同時擔任兩個教區的聖品，1677年被任命為約克大教堂的名譽法政會長（prebendary），1683年成為領唱法政（precentor）1。透過桑克羅夫特大主教的職務安排，康伯於1678年獲得神學博士學位。儘管是堅定的保皇派，康伯強烈反對詹姆斯二世推廣羅馬公教，並且，儘管他長期敬重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且厭惡新教異見者，但在1689年威廉和瑪麗登上王位後，他迅速接受了新政權，1692年成為威廉和瑪麗的常任宮廷聖品。1691年，在他的朋友，前任院長格蘭維爾（Dean Granville）成為拒誓者（Nonjuror）後，康伯被任命為達勒姆教堂教長2。康伯在達勒姆一直居住到1699年11月去世。
關於康伯作為一名聖品人員，我們有許多可以批評的地方。他是一個兼職多個教區的聖品人，很明顯忽視了對其教區的牧養責任，同時他始終是一個極其野心勃勃的人，不斷尋求在教會中獲得晉升，這一特質可能因為他出生的卑微。另外，像當時許多人一樣，他相當善於根據當前的政治風向調整自己的教會立場。然而，他的主要著作《聖堂伴侶》，連同《祭壇指南》（A Companion to the Altar），長期以來一直是研究《公禱書》的重要文獻，在十九世紀中葉得到了完整重印。繼承了安東尼·斯帕羅於1655年所著《釋義》等早期作品的典範，康伯的龐大評註結合了廣博（儘管不是很有原創性）的學識（查爾斯·惠特利後來直接借鑒了這些學識）與虔誠的意圖，將《公禱書》作為公共崇拜和私人祈禱與反思的統一體呈現出來。事實上，康伯的著作不僅是虔誠的指南，甚至可以說閱讀它本身就是一種虔誠的行為，儘管這需要相當的耐心。 康伯與許多人一樣，致力於從古老性和聖經的角度為《公禱書》辯護，這建立在他的直接前輩如「斯帕羅」和「勒斯虔吉」的工作基礎上。與他們一樣，他也引用了十六和十七世紀更近期的安立甘宗的權威，尤其是1593年理查德·胡克的《教會政制法規》的第五卷。在他的《聖堂伴侶》序言中，康伯將他的話語針對三類讀者——「誤入歧途的異見者」、「無知者」和「上帝的虔誠僕人」（也就是說，就他而言，實踐安立甘信仰的人），他希望教導並以各種方式鼓勵這些人。康伯有條不紊地按順序解析《公禱書》，廣泛地挖掘《公禱書》在聖經中的深厚根源，同時描述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雖然完全是傳統的教父資料，根據殉道者猶斯丁和特土良到金口聖約翰、聖安波羅修、聖格里高利的禮典和希波的聖奧古斯丁等。他還像耶利米·泰勒主教和十七世紀的其他人一樣，熱衷於將《公禱書》植根於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古典文學文化之中。此外，他還廣泛使用了中世紀資料和禮儀，從莎霖禮儀到杜蘭杜斯的《釋義》和聖伯納德的著作。對近期學術的參考包括馬丁·布塞爾（Martin Bucer）和雅克·戈爾（Jacques Goar）的著作，以及胡克、亨利·哈蒙德和威廉·凱夫的作品。
康伯處理禮儀之中禱文的方法是系統性的、三重的——必須承認，這往往極其冗長。他首先展示禱文或勸勉辭的結構，其次，對其意義和重要性進行論述。最後，每一篇禱文都置於一個通常冗長的解釋性擴展和意譯中以供虔誠使用，原始禱文的文字則以大寫字母嵌入其中。舉一個簡短的例子，以下是《公禱書》中「慰病人文」即將結束時的第一個祝福，及康伯的擴展和意譯。
公禱書的原文：
救世的主阿、主从前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救赎我们。伏求主拯救我们、帮助我们。 O Saviour of the world, who by thy Cross and precious Blood hast redeemed us, Save us, and help us, we humbly beseech thee, O Lord.
康伯的注釋：
聖潔的耶穌，藉著祢的功德和代禱，我們獲得一切安慰，救世的主阿、祢的慈悲足以拯救全人類，主从前在十字架上的慘烈死亡，藉著祢身體所受的痛苦，和流出宝血，為滿足天父公義的贖罪祭，救赎我们，使我們免於因罪應受的懲罰；為我們做了這一切的主，伏求主拯救我们脫離永恆的詛咒，幫助我們逃避上帝可怕的憤怒，因為當祢除去死亡的毒鉤，使我們與天父和好時，死亡對我們將不再可怕。
Holy Jesus, through whose merits and intercession all our comforts are obtained, O SAVIOUR OF THE WORLD, who hast mercy sufficient for all mankind, and WHO BY THY cruel death upon the CROSS, by the torments of thy body, and the spilling of thy dear AND PRECIOUS BLOOD, as a sacrifice to thy Father’s justice, HAST REDEEMED US from the vengeance due unto our sins; do thou, who hast done all this for us, SAVE US from everlasting damnation, AND HELP US to escape the dreadful wrath of God, WE HUMBLY BESEECH THEE, O LORD, for death will not be terrible to us, when thou hast taken away its sting, and reconciled us to our heavenly Father.
獻祭的語言清楚地表明了康伯的安立甘高派的神學立場，可以想像，這種對較長禱文的注釋可能極其冗長，一篇禱文的注釋甚至可以多達40頁！但他的方法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的：要以發自內心的虔誠使用《公禱書》，需要對其神學和歷史，有耐心且智慧的理解。他正確地認為，適當的虔誠是明智的虔誠。正如康伯在其著作第一卷的序言中，以其典型的冗長方式所說，談到禮儀的文字：
當我們一旦徹底思考這些禱文，並使我們的靈魂充分熟悉這些切合且全面的表達，說明我們持續不斷的需要時，我們將發現我們的心靈被神聖的擴展所激發，並被有力地吸引去追求我們口中所作的懇求；我們的思想在這些職責中不會有其他的關注，只是將意義附加於文字，並將最有力的情感附加於那意義上，這就是真正的虔誠。
在神學和靈修形式上，康伯的著作反映了《公禱書》傳統內廣泛的勞德派敏感性。他經常提及「我們的王室的殉道者，查理一世」，並以真正勞德派（Laudianism）的方式，被安立甘禮儀文字中的神聖之美所吸引，而非特別關注儀式和禮儀細節。康伯主要關注的是敬拜和崇拜的文字。在某些方面，儘管他作為教區會長似乎有些粗心，康伯最擅長以牧者的方式引導讀者穿越各種臨時禮儀的禱告——婚禮、探訪病人、殯葬禮，以及婦女「生產後感恩禮」。他的語調一貫地帶有牧者情懷，甚至充滿同理心，同時維持著《公禱書》所依據的古老的和使徒傳統的脈絡。因此，在他關於「慰問病人禮文」的廣泛著作中，在確立了雅各書（5:14-15）、聖坡旅甲和特土良等文獻中所體現的對病患進行牧養關懷的古老傳統，康伯詳細闡述了教會對生病之人以及可能面對死亡之人的責任。在他的牧養關懷中，康伯的著作絕非乏味無趣，有時甚至能呼應那些更為知名且深受喜愛的耶利米·泰勒主教的著作，如《聖潔的生活》（1650）和《聖潔的死亡》（1651），以及泰勒的「包含基督徒全部責任的禱文，以及適用於所有場合和所有需求的虔誠部分」遙相呼應。
在1660年君主政體復辟的背景下，隨著《公禱書》恢復到英國國教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在此背景下，康伯在其1678年關於臨時禮儀的最終卷作品之中，寫了一封獻詞給坎特伯里大主教威廉·桑克羅夫特：
本人所有這些工作的目標一直是為了捍衛英國國教，並將其各項禮儀恢復到應有的崇高的地位；同時也是為了指導良知，解答他們的疑慮，並輔助他們的虔誠。 或許由於其冗長，康伯在復辟時期及之後的作品從未達到斯帕羅的《釋義》，或匿名出版且廣泛閱讀的《人的全部責任》（Whole Duty of Man，1658年）那樣的流行程度，後者是一本關於基督徒生活的靈修手冊，包含17篇講道，目的是每週日閱讀一篇，每年三次完成。儘管如此，他的著作曾多次重印，並在十九世紀重新得到重視，因此托馬斯·康伯以學術方式將《公禱書》的核心地位確立為英國國教會公共和私人禮拜及靈修生活的中心，使其確實成為一本活的文本，可供人們閱讀、標記、學習並在內心消化吸收。
在某種程度上，對康伯的《聖堂伴侶》最好的現代「評論」之一是一本從未提及康伯的書籍，事實上，它主要關注的是英國新教稍早時期——亞歷克·賴理（Alec Ryrie）的《宗教改革時期不列顛新教徒的身份》（Being Protestant in Reformation Britain，2013年）。因為賴理，就像康伯一樣，將他的著作建立在兩個論斷之上：
- 「基督教是一個無可救藥地側重於理性的宗教。」
- 皈依基督教義的人「仍然有自己的生活要過」。在信仰誕生與肉體死亡之間，可能會有很多年的「停滯期」，在這幾十年裡，基督徒必須設法充實，並藉此維繫並增長他們的信仰。
賴理在他的著作中，以情感、祈禱以及與聖經和《公禱書》中「聖言」的理性互動，以及人生旅程來描述基督徒生活。康伯提供並著手解釋，穿越這種生活的真正指南——這一切都可在《公禱書》的文字、聖事和禮儀中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