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禱書及其評註者（1655-1901）引言

構成本書各章的文章大部分（儘管不是全部）都聚焦於傑佛瑞·庫明 (Geoffrey Cuming)曾經描述為「一種新的文學形式」¹的內容，這種文學形式誕生於十七世紀中葉英國的英聯邦時期：即對英國國教之《公禱書》的「註釋」。當安東尼·斯帕羅 (Anthony Sparrow)主教出版我們所說的第一部「註釋」——他的《公禱書釋義》（Rationale upon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1655）時，《公禱書》自托馬斯·克蘭麥大主教和愛德華六世國王1549年第一版《公禱書》問世以來已有超過100年的歷史。經過各種修訂，它的本質在基本上保持不變，一直延續至今，直到1980年才有一本全新的書籍獲准用於英國國教的公共崇拜——《替代禮儀書》（the Alternative Service Book），即使如此，它也只是作為《公禱書》的「替代品」。當時《公禱書》已有將近450年的歷史，雖然其1662年的最終版本的歷史略短，但仍被授權在教會中使用。歷經眾多神學辯論，《公禱書》之所以能夠存續，也許正是因為它確實是一本供大眾使用的祈禱之書——為我們提供安慰與懲戒，為教導，並陪伴我們從出生到婚姻直至死亡。正如一位現代詩人（他本人也是安立甘牧師）描述1549年《公禱書》時所言：

接下來的文章並非《公禱書》及其在約翰·科辛主教或羅伯特·桑德森主教等人物手中經歷的各種修訂的另一部歷史。它們也不宣稱是全面性的。這些文章可以被個別閱讀，作為對各個作家及其著作的簡要洞見，而腳註應被視為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³。但整體而言，它們闡明了一本自宗教改革以來一直處於安立甘崇拜和神學核心的書籍的生命力，並以多種不同方式進行闡釋。

斯帕羅主教和哈蒙·萊斯特蘭奇，我們的前兩位作者，都是在英聯邦時期（1649-60年）的陰雲籠罩下撰寫他們的作品，當時公開使用《公禱書》是非法的。事實上，斯帕羅早在1647年就因在公共禮拜中使用被禁的書籍而失去了他在薩福克郡霍克登的教職。但到那時，《公禱書》已經深深植根於國家教會的感性之中，儘管遭受迫害，它的使用從未完全消失。經歷了從亨利八世到伊麗莎白和解時期的連續統治的變遷後，理查德·胡克（約1554-1600年）的著作，尤其是他1597年出版的《教會政治法規》第五卷⁴，確立了《公禱書》的權威。因此，在卡羅琳神學家時期（包括蘭斯洛特·安德魯斯主教（1555-1626年）、勞德大主教（1573-1645年）等人），《公禱書》及其靈性打動了英國文化的心靈，儘管在「清教主義」和「羅馬主義」⁵的極端之間並非總是沒有爭論和激烈的分歧。胡克根據他認為是真宗教的前兩個測試來衡量《公禱書》，首先是「內在的合理性」，其次是來自古代的論證。胡克將他的作品獻給了他的老朋友坎特伯雷大主教理查德·班克羅夫特（Richard Bancroft ，1544-1610年），他著手為《公禱書》辯護，反駁清教徒指責它包含太多迷信的說法，他強烈主張這是一本純粹的虔誠之書。對於蘭斯洛特·安德魯斯主教也可以這樣說，他對教會禮儀的過去和傳統的感受深深地與當下的靈性生活相聯繫。後來的神學家，如耶利米·泰勒主教（1613-1667年），在教義性和虔誠性寫作之間沒有區別。泰勒的早期作品，《各種場合的祈禱合集之書：取自聖經和幾個教會的古代禮儀，尤其是希臘禮儀》（A Collection of Offices or Forms of Prayer in Cases Ordinary and Extraordinary: Taken out of the Scriptures and the Ancient Liturgies of Several Churches, Especially the Greek , 1657），雖然與《公禱書》本身有些距離，但它對古代禮儀權威的訴求非常重要，《公禱書》的後來捍衛者對此給予了極大的重視。

這些後來的《公禱書》評論及將在此探討的作者們不斷地撰寫關於《公禱書》的內容，同樣地，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有些人，如萊斯特蘭奇，急切地要確立《公禱書》的原始和教父學根源。這種執著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正如我們將看到的，當時牛津運動力求明確確立英國國教的「大公性與使徒統緒」的資格，同時也與英國中世紀的崇拜傳統保持連續性，如莎霖習例、約克習例等。其他人，如深受愛戴的曼島和索多爾教區的威爾遜主教，在其廣泛閱讀且多次重印的《更好理解主的晚餐之簡明指導》（Short and Plain Instruction for th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ord’s Supper, 1734），在關懷上極為牧靈，致力於將《公禱書》及其禮儀與其教區民眾的日常生活聯繫起來，特別是，如威爾遜主教所言，「為了年輕領聖餐者及那些尚未充分考慮這神聖禮儀者之益處」。⁶

十九世紀早期的幾十年，以及後來在牛津運動的熱潮中，出現了大量十七、十八世紀關於《公禱書》之書籍的重印。安東尼·斯帕羅、托馬斯·康伯（Thomas Comber）、查爾斯·惠特利（Charles Wheatly）等人的著作被重新發行。托馬斯·威爾遜主教及其著作成為《時代書冊》（1833-1841年）⁷系列的核心。哈蒙·萊斯特蘭奇將《公禱書》的不同版本與1637年的蘇格蘭《公禱書》並列展示的做法，在威廉·基靈的《大不列顛禮儀》（Liturgiae Britannicae, 1842）中得到了更充分的發展，其目的是「展示英國國教《公禱書》訴說自身歷史」[^8]。此外，隨著我們深入十九世紀，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公禱書》本身的直接界限，轉向牛津運動人士及其他人的關注點，即將英國國教的崇拜和禮儀牢固地確立為更長中世紀禮儀的繼承者，追溯至七世紀初的坎特伯雷聖奧古斯丁，甚至更早。對他們而言，回顧十八世紀的惠特利和其他人，英國宗教改革與其說是英國教會生活中的不連續時刻，不如說是修復晚期中世紀腐敗的時刻。這是一個連續性的時刻，英國教會的崇拜本質上是一條不間斷的祈禱和讚美之鏈，可追溯至使徒時代。因此，在此納入威廉·馬斯克爾在其《英國國教的古代禮儀》（ Ancient Liturg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1844）中的工作很重要，這是一項對莎霖（Salisbury，索爾茲伯里）、約克、赫里福德和班戈的習例與「羅馬禮儀」的重要比較研究，其開始引用了克蘭麥為1549年《公禱書》所寫的序言⁸，以及中世紀教會禮儀中被「腐化」的部分。十九世紀對中世紀禮儀文本研究的日益增多，受到薩蒂斯協會（the Surtees Society）、早期英文文本協會（the 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以及後來的亨利·布拉德肖協會（the Henry Bradshaw Society）等組織的鼓勵，在此由兩位安立甘聖品人威廉·喬治·亨德森（William George Henderson）和托馬斯·弗雷德里克·西蒙斯（Thomas Frederick Simmons）的工作代表。西蒙斯尤其深度參與了十九世紀後期《公禱書》修訂的過程。⁹ 本章節在此以一篇關於沃爾特·霍華德·弗雷爾（Walter Howard Frere）主教的文章作結，他在1901年對弗朗西斯·普羅克特的《公禱書歷史》（History of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1855年）進行了廣泛修訂，這部作品廣為流傳並親切地被簡稱為「普羅克特與弗雷爾」（Procter and Frere）。如果說在十七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末的《公禱書》研究中存在某種連續性，那麼二十世紀無疑為英國國教的禮儀生活開創了新紀元。1904年皇家教會紀律委員會的報告著名地總結道：「英國國教的公共崇拜法規對於當代宗教生活而言過於狹隘」[^11]。變革是必要的，人們感到《公禱書》已不再能勝任其原本的職責。新世紀的接下來幾十年見證了1928年「法定存放本」的慘敗、普世聖公會之中新禮儀和《公禱書》的發展、禮儀學術與修訂中日益增長的普世主義，最終在1980年英國國教授權使用了一本全新的祈禱書。所有這些都超出了本著作的範圍，本著作有望為《公禱書》在其確實作為安立甘宗之信仰、祈禱和聖事生活¹⁰支柱的幾個世紀裡的生動歷史提供一些啟示。因此，我以會長-詩人大衛·斯科特的更多文字結束這篇簡短的介紹，描述一次「依照書本」舉行的清晨聖餐禮：

[^8]:Preface to William Keeling, Liturgiae Britannicae, or the Several Editions of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William Pickering, 1842), p. iii.

[^11]:Quoted in Cuming, A History of Anglican Liturgy, p. 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