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艾丹傳統事工

人人應知的公禱書歷史 第5章 禮儀更新的初始階段

珀西·迪尔默

我們在上一章中解釋了宗教改革是如何將古老的拉丁文的禮儀翻譯成英文,並加以縮短、簡化和修改,印成一冊《公禱書,各種聖禮之施行》,它與英文聖經一起構成了我們禮拜的禮儀基礎;儘管安立甘宗都用聖詩、讚美詩、代禱(the Bidding Prayer)以及其他禱文和禮儀來補充這兩本書。

但這一宗教改革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從亨利八世統治時期(1544年)開始,到查理二世統治時期(1662年)結束,歷經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其間共產生了五本英文《公禱書》,第五本就是我們現在在英國使用的這本。有朝一日,修訂禱文書的計劃無疑會以我們擁有第六本禱文書而告終,儘管有很多人還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與此同時,蘇格蘭、愛爾蘭和美國的聖公會也出版了自己的《公禱書》,與我們的《公禱書》有所不同。

當然,這一切並只是宗教改革時期的創新。在東方教會之中就使用了多種語言;甚至在現代的羅馬教會中,雖然竭力以羅馬禮(Roman rite)為主,但也使用其他幾種不同語言的禮儀。

因此,無論是改革還是翻譯禮文書,都有大量的先例;這一進程也不可能永遠停止——事實上,1911年,羅馬教會完全重新編排了《詩篇》1,可以説是一種革命性的方式,要不是拉丁語系之西方國家的學者們近四百年來一直在敦促進行這樣的改革的話。這當然意味着新的、經過改革的羅馬日課經。

在16世紀,改革的計劃層出不窮;有兩本外國的書籍對克藍麥大主教和其他英國改革者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一本是紅衣主教基諾內斯(Quiñones)的修訂版《羅馬日課經》,另一本是科隆大主教赫爾曼(Hermann)的"the Consultation",事實上,我們的第二篇序言「關於教會的服務」就是克蘭麥對基諾內斯改革日課經之論點的重述。

紅衣主教基諾內斯(Quiñones)

紅衣主教基諾內斯(Quiñones)

改革的歷史

我們的禮儀改革開始於英文《聖經》引入與使用,這比第一本英文《公禱書》的問世早了十四年。1536年,《聖經》被下令擺放在每座教堂中,以便在禮拜時間之外誦讀;八年後,宗教會議下令,在早禱的讚美頌和晚禱的尊主頌之後,應該用英語誦讀一章《聖經》。因此,讀經台(Lectern)可以讓我們想起改革的第一階段。總禱台(Litany-desk)則説明瞭改革的第二階段;因為,儘管總禱文(the Litany)直到三年後才開始以跪唱的方式進行頌唱,但這一優美的儀式本身卻是克藍麥的天才之作,並於1544年下令使用。

在聖保羅堂內誦讀被鎖在教堂裏的聖經,圖片來自19世紀,部分細節缺失

在聖保羅堂內誦讀被鎖在教堂裏的聖經,圖片來自19世紀,部分細節缺失

隨後,拉丁禮儀之中又引入了英文的特色內容,這些內容將在下文摘要中提及。

第一階段

愛德華六世國王從幾位主教手中接過《聖經》。在他們身後是兩名身著長白衣(Surplice)和黑色禮帶(Tippet)的會長,右側是一羣同僚。圖片來自1548年克蘭麥的《教理問答》。

愛德華六世國王從幾位主教手中接過《聖經》。在他們身後是兩名身著長白衣(Surplice)和黑色禮帶(Tippet)的會長,右側是一羣同僚。圖片來自1548年克蘭麥的《教理問答》。

顯然,在這位年輕的國王登基後,整個社會的氣氛都發生了變化:權力落入了一羣人的手中——歷史表明他們都是專制而邪惡的人——他們以愛德華國王的名義進行統治。克蘭麥大主教與這幫強盜——五年後,他們在協會和教區教堂裏洗劫人民的財產,劫貧濟富——分庭抗禮,努力引導著自己不確定的方向。他不是路德,不能面對世界吶喊:「這是我的立場,我必無所選擇」;然而,儘管他的意志不斷受到他人的影響,他還是能夠為宗教改革帶來自己的偉大天賦——一種禮儀藝術的力量,使他躋身於世界上偉大的散文家之列。其他人與他一起工作,並在他之後工作——就像其他人之前的工作一樣;他們的聯合產品之美見證了那個文學時代的偉大,這個時代涵蓋了從第一本《公禱書》到最後一本《公禱書》之間的一百年,並為我們帶來了莎士比亞、培根和彌爾頓的作品,以及五本英文《公禱書》和欽定本《聖經》。但與主教們的建設性工作同時進行的,還有Protector及其聯盟者的破壞,他們通過公告和禁令,違憲地實施這些工作。

克蘭麥大主教,弗利修斯所畫,1546年,現藏於國家肖像畫廊。

克蘭麥大主教,弗利修斯所畫,1546年,現藏於國家肖像畫廊。

在愛德華六世的第二年,神學家們開始了他們的工作;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新的英語禮拜儀式在聖保羅堂和其他地方進行了嘗試。該年年底(1549年1月),第一本《公禱書》通過《統一法案》(the First Act of Uniformity)成為法律,到1549年3月,該書正式出版。至於這本書是否得到了國會兩院(當然,議會兩院的所有成員都是教會成員)以及主教團的正式同意,我們不得而知;但主教們在上議院以10票對8票的多數投了贊成票,國王的兩封信之中也斷言,這本書還得到了其他神職人員在他們的宗教議會和集會上的同意。編纂第一本《公禱書》的神職人員的名字也有些模糊不清,但我們知道他們代表了改革派和保守派,幾乎可以肯定其中有裏德利主教、霍爾比奇主教、瑟裏比主教、古德里奇主教以及克蘭麥大主教。

在此,讓我們再次回顧一下當時的情況。克蘭麥翻譯拉丁文禮儀的工作無疑已經進行了好幾年:我們可以想象,他是懷着怎樣的喜悦之情,從國家的繁重事務中抽身出來,安靜地從事上帝為他準備的文學創作。我們可以推測,英文《公禱書》的主要部分在發行前一兩年就已經準備就緒:四年前,他完成了可能至今仍是我們最完美的禮拜儀式——英文「連禱文」,他不可能就此休息;他一定感受到了自己的能力,併為之歡欣鼓舞。人們可以想象他準備好了手稿,等待機會付諸實施;然後,在亨利國王去世後,他召集了各種「敬虔而博學的教長(prelates)」舉行委員會會議,將「聖餐/彌撒規程」送交印刷商,並(於1548年3月)發行了《公禱書》的第二部分;接着,他一定是複製了「早禱、彌撒和晚禱」,這樣兩個月後,這些儀式就可以在聖保羅堂用英語唱了;幾天後又可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用英語唱誦。有了這樣的經驗,他的教友們會幫助克蘭麥完成最後的工作,在五月到九月之間在皇家禮拜堂進行測試,同時也在研究《公禱書》的其他部分;我們知道,在九月又採取了進一步的措施,向劍橋大學的學院禮拜堂(college-chapels of Cambridge)下達了命令,要求它們在 「彌撒、晚禱和晚禱以及所有的神聖的時辰祈禱」中與國王禮拜堂(the King's Chapel)的使用保持一致。三個月後,主教們在上議院(the House of Lords)討論新版《公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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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參考資料:https://www.newliturgicalmovement.org/search/label/Compendium%20of%20the%20Reforms%20of%20the%20Roman%20Breviary%201568-1961?m=1#.XWRAOB6cw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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