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謙卑

我既養過狗，也養過貓，卻始終無法解決這個難題：下雨的時候，如果我替貓打開門，牠通常不會走出去，而是轉身走向另一扇門。看起來，貓並不肯因為前院正在下雨，就認定後院也不可能陽光普照，說不定那裏還有一片乾爽的地面可供牠捕獵。為了滿足一隻貓的好奇心，我最多曾接連打開三扇門，直到牠終於放棄探索，決定舒舒服服地留在屋裏。然而，狗卻似乎很滿意自己所知道的：只要一扇門外正在下雨，那麼外面必定到處都在下雨。我們應該稱讚狗有這樣的知識，甚至認為牠比貓更聰明嗎？還是應該稱讚貓始終保持着探究的精神，有足夠的好奇心去親自查個究竟？依我看，這實在是個令人撓頭的難題。當然，我並不是想暗示貓比狗更加謙卑。畢竟，狗有主人，貓卻有一群家僕伺候；而且，貓還會在牠認為時機合宜的時候，將一隻被咬死的老鼠放在忠心僕人的腳前，作為對他服事的恩賞。

儘管如此，我固然十分敬佩博學者的知識，甚至也佩服那隻憑着鼻子便能察知許多我無從想像之事的狗，但我同樣必須肯定好奇心的價值。或許，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出現之前，曾有不少永遠停留在大學二年級程度、半懂不懂卻自以為是的人，從現代科學的進步中得出了錯誤的結論。有人說，在十九世紀末或二十世紀初，一個人或許會認為，人類已經進入這樣一個時代：只要受過教育，一個人就可能掌握世上一切可以知道的知識。那時候，我們甚至以為自己已經知道整個宇宙的邊界，認為宇宙不過就是我們稱為銀河系的這個星系而已。

然而，隨後愛因斯坦、哈勃，以及其他一些「麻煩製造者」相繼出現。他們拓寬了我們的視野，也使我們的自負受到了挫折。突然之間，宇宙變得更加浩瀚、更加複雜，以致我們對宇宙的無知，竟遠遠超過我們對它的認識。每一項新的發現，都以一種頗具諷刺意味的方式，使我們對自身無知的體會近乎呈指數級增長。因為每一個新發現的事實，都會引出更多新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是我們從前甚至不知道應該提出的。我們知道得越多，就越發明白自己還有多少事情不知道。我們曾經以為已經知道宇宙的邊界，如今卻不知道那些邊界究竟在哪裏。這是因為，隨着學習與發現，我們的無知反而增加了——或者更準確地說，我們對自身無知的認識加深了。謙卑，正是知識使我們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然而，我發現，我們偶爾仍會遇到一些彷彿「進化史上的返祖者」：有些人認為，知識的增長不僅意味着我們比祖先知道得更多，也意味着我們天生就比祖先更加聰明。如果你曾與「新無神論者」（New Atheists，這裏指一個特定流派）交談過，就會從他們斬釘截鐵地重複某些固定口號的方式中，察覺到這種心態。其中一個口號，就是「縫隙之神」（God of the gaps）。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弗里德里希·尼采與亨利·德拉蒙德（Henry Drummond）曾討論過人們如何依賴宗教來解釋未知的事物。後來，在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身陷囹圄的迪特里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也曾警告人們，不要將上帝當作「填補空白的權宜之計」（God as a stop-gap）。如果有人利用科學知識中的空白，作為證明上帝存在的論據，那的確是一種謬誤。然而，我卻不知道有誰真正使用「縫隙之神」作為上帝存在的論據。我並不是說從來沒有人犯過這種謬誤；我的意思只是說，我已經活到這把年紀，卻從未聽過或讀過這樣的論證：「因為我們沒有答案，所以這就證明必定有上帝存在。」如果我真的聽過這種「推理」，必定會立刻認為，這不僅是一個拙劣的論證，而且簡直令人難堪。儘管如此，對當今許多無神論者而言，這卻成了一條不容懷疑的教條：他們堅信，「縫隙之神」不僅是人們用來證明上帝存在的首要論據，而且從古至今，一切宗教、一切關於上帝或眾神的觀念之所以存在，完全都是出於這個原因。在那些狂熱信奉「新無神論信經」的人眼中，若有人否認「縫隙之神」就是有神論的主要謬誤，簡直無異於犯了異端之罪。

於是，明星科學家尼爾·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登場了，並且以彷彿教宗「宗座宣告」一般不容質疑的權威口吻宣稱：「上帝就是一個不斷退縮的科學無知口袋，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口袋正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小、越來越小。」¹我將這種說法稱為「泰森口袋謬誤」（Tyson's Pocket Fallacy）。平心而論，泰森博士在天體物理學領域極其出色，也是一位非常善於娛樂大眾的人物。他曾說：「我不是無神論者」，並解釋自己是一位不可知論者，只是相比有神論，他更加傾向無神論。然而，他也補充說（而這一點我確實相當欣賞），他真正反感的是那些自稱「無神論者」、卻動輒「罵別人是白痴」的人的行為。問題在於，他的名人地位經常使他忍不住對自己專業以外的領域發表評論。例如，正如他之前的卡爾·薩根（Carl Sagan）一樣，他也曾重複許多錯誤的歷史敘事。聽我一句勸：如果你的某項歷史知識來自尼爾·德格拉斯·泰森，那麼在轉述之前，務必要先核實。他所講述的歷史，總是有必要重新查證。

無神論者經常犯的一種範疇錯誤，就是將一神論中獨一的上帝，與多神論中那些受造的神祇混為一談。基督徒（以及其他一神論者）並不相信那些依存性的神祇——那些不過是能力超凡的存在者，必須先有宇宙，才能有地方容身、才能在其中誕生的神明。我們並不相信那樣的眾神。我們所信的是第一因與無因之因（the First and Uncaused Cause），是萬物的創造者與維繫者。祂與一切受造的本性和存在者全然不同。受造的宇宙尚且如此超乎我們的理解，那位僅憑自己的旨意，便能洞悉並維繫萬有的創造主，自然更是遠遠超越我們的理解。

但同樣確實的是，其他某些宗教體系似乎早於我們的一神論信仰而存在。這進一步證明，「縫隙之神」或「縫隙眾神」的說法，根本不足以解釋人類的宗教天性。從歷史學、心理學與人類學中，我們所認識到的，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那些把「泰森口袋謬誤」奉為福音的無神論者，也十分喜歡重複另一句口號：「宗教是為了解釋打雷。」然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們整套觀點的問題在於，歷史上已知的諸神體系（例如希臘或北歐神話），沒有任何一位神明曾被認為是萬物的創造者。²如前所述，他們的神明都是依存性的存在者。他們都只是眾多存在者當中的一員，各自有生命的起點、有父母，也有其存在的場所，無論是在地上、天上，還是地底之下。就連宙斯也被認為是克羅諾斯（Kronos）的兒子。誠然，也有證據顯示，在受到亞里士多德思想影響的精英知識分子圈子中，希臘的諸神體系甚至曾以某種非正式、心照不宣的方式逐漸演變，彷彿只有宙斯才是真正的神——大家彼此心領神會，卻又不明說。即便如此，宗教史似乎總是從多神論開始，也就是那些並不試圖解釋宇宙何以存在的異教體系。這與心理學和人類學的觀察相互呼應，表明人類內心深處具有一種衝動，渴望敬拜某個比我們這些凡人更加崇高、更加偉大的存在。

「泰森口袋」的另一個缺陷在於，信仰非但沒有扼殺科學，反而推動了科學的發展。沒錯，伽利略確實曾與教宗發生衝突，但那並不是因為他的著作內容。伽利略既是一位天才，也是一個十分難以相處的人。真正使他惹上麻煩的，是他待人處事的態度。在那個時代與環境中，人若不向掌權者表現出符合期待的恭敬態度，就必須承擔隨之而來的後果。儘管如此，伽利略本人仍然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信徒。³歷史事實是，現代科學的先驅——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艾薩克·牛頓爵士（順帶一提，他也是泰森十分推崇的科學家）——之所以致力於追求知識，是因為他們相信，宇宙既然由一位全能的理智者所創造，就必然可以藉着理性加以理解。因此，科學研究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必定能夠有所發現。正因如此，大多數重要的大學，包括我們今日稱為「常春藤盟校」的學府，在歷史上都與教會有着密切關係。例如，牛頓的研究工作就有賴於英格蘭教會。有人認為，某種籠統地被稱為「宗教」的東西，一直試圖阻礙科學進步，因為宗教必須竭力保留那些知識的「縫隙」，否則上帝就失去了容身之處。這種觀點不僅荒謬，而且與實際情況幾乎完全相反。

這並不是說，我們沒有基要主義的問題。當然，基要主義仍會繼續成為大多數信徒感到難堪的原因。而且，如果沒有基要主義者，一般的新無神論者恐怕連可以攻擊的對象都找不到了，更不用說那些唾手可得、容易攻擊的靶子了。然而，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科學的進步絕不可能使上帝「退縮」。原因就在這裏：隨着我們不斷獲得新的知識，我們也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面對上帝的偉大，我們所不知道的何等廣闊。這些新知識使我們更加謙卑，也使我們越發充滿敬畏與驚歎。因此，最合宜的回應，正是謙卑與崇拜。願我們因着上帝置於受造界中的智慧、權能與知識，更加不住地讚美祂。祂無限的榮耀藉着祂的創造之工彰顯出來。對信徒而言，每當我們對祂的受造界多認識一項新的細節，上帝的榮耀在我們眼中便更加彰顯。就我們的認識而言，祂的榮耀非但沒有退縮，反而越發顯為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