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蘭國王及殉道者真福查理一世‧斯圖亞特

英格蘭國王及殉道者真福查理一世‧斯圖亞特（1600-1649），自1625年起擔任大不列顛及愛爾蘭國王。查理國王登基時，發現教士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傾向於放棄前一世紀占主導地位的加爾文主義觀點，轉而歡迎更接近傳統大公教會的神學立場。國王本人支持這一新運動，採取了果斷措施平息宗教爭議，同時提拔盎格魯大公派或高派教會人士擔任重要職位。

1633年，他將坎特伯雷教座授予真福威廉‧勞德，這位安立甘大公運動的領袖。勞德大主教在執行固定的禮儀標準方面採取了強硬政策，包括設置祭壇欄杆、點燃祭壇燈光、向祭壇和十字架鞠躬、在彌撒中應面向東方，以及恢復真正的祭壇和聖所，並壓制加爾文主義。這為他招致廣泛的不滿；而國王的行政、財政和外交政策雖然用心良善卻充滿災難，也使國王與大主教一同受難。

國王的妻子亨麗埃塔‧馬利亞是羅馬公教徒，這一事實更增加了困難。因為真福查理夾在妻子要求完全寬容其羅馬同宗信徒的訴求，與其臣民中大多數人激烈的反教皇情緒之間，左右為難，其折衷方案未能成功。這種妥協政策的唯一結果，是引發民眾的憤慨：他們不滿於國王對羅馬公教徒執行《拒絕國教法》（recusancy laws）時的半心半意，對比星室法庭在勞德大主教指導下對清教徒判刑的嚴厲——儘管這些判決與伊麗莎白一世統治下羅馬天主教徒和清教徒所遭受的酷刑相比，已算是寬大。

真福查理的蘇格蘭政策同樣不幸。在蘇格蘭，早期反對主教制的騷動本已平息，但在他1633年於愛丁堡加冕與1637年反對《公禱書》的叛亂之間，查理國王本人雖身為蘇格蘭人及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之子，卻使局勢惡化。他的加冕禮採用了最完整的英國國教禮儀；他絕對堅持蘇格蘭應採用英格蘭或類似的蘇格蘭《公禱書》，並在所有外在形式上符合勞德派的禮儀習慣。他堅持英格蘭教會和蘇格蘭教會都要實行統一的盎格魯大公主義（Anglican Catholicism）。他的目標是使英格蘭和蘇格蘭教會都成為大公教會，在國王和主教的權威下，於大公信仰和體制的圓滿中聯合。國王最危險的堅持是，蘇格蘭教會的治理和政策應依賴於坎特伯雷教座，或由國王和大主教控制的蘇格蘭主教。這種毫不妥協政策的結果是1638年的《國民誓約》（National Covenant），這使蘇格蘭永遠陷入了長老會制度和加爾文主義之中。真福查理的政策適得其反。

1642年在英格蘭爆發的內戰，僅部分是由教會狀況引起的，但1645年國王的戰敗意味著英格蘭國教會被廢除國教地位，失去了《公禱書》和使徒職分，長老會制度取而代之。真福查理在隨後幾年未能與敵人成功談判，部分證明了他不受信任，但更多是因為他的原則不允許他為了換取蘇格蘭人和富有的英格蘭平信徒的好感，而同意失去主教制。他不願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而犧牲主教、會長和會吏的使徒職分——他本可以這樣做並保全自己，但他沒有。正因如此，他被尊崇為安立甘宗的皇家殉道者，其死確保了使徒傳承的保存。因為真福查理為了使徒統緒而殉道，安立甘教會才是聖而公之教會（Holy Catholic Church）的一個分支，而不是一個教派（sect）。

用范農‧斯塔利神父（Father Vernon Staley）的話說：「總而言之，從人的角度說，英國國教會作為大公教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存在，歸功於查理一世國王，這就足夠了。對他而言，『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參《馬太福音》27:42）這話是真實的。如果同意將主教制僅視為一個有用的制度，而非教會存在本質所必需的制度，並容許長老會的職分理論在這片土地上確立，殉道者查理國王本可以保住性命。如果查理國王在這一點上讓步，教會就會被摧毀。在他作出最高犧牲的這一天忘記這位皇家殉道者，就是極度忘恩負義。」

對真福查理的謀殺，是由狂熱軍隊領袖實施的非法行為，被公正地視為殉道，因為最終這只是由於他決心捍衛教會、拯救大公教會的司祭職（Catholic Priesthood）和《公禱書》禮儀所決定的。他的個人品格雖然因優柔寡斷、輕率，有時甚至困惑而有瑕疵，但在私生活中具有最高的道德純潔和美善；在公職位置上，則展現出宗教原則和個人責任感，這在他最後日子的尊嚴中得到充分體現。

在他去世當天，《聖容》（Eikon Basilike）這部聖徒傳記回憶錄出版，逝去的國王被廣泛讚頌為殉道者。從1662年到1859年，1月30日即他的殉道日的特別禮拜儀式，奉皇家詔令附加於《公禱書》中——規定了每年的全國禁食日。英格蘭國王及殉道者真福查理至今仍在1月30日於安立甘宗的禮儀年曆中受紀念。至少有五個英格蘭聖公會教堂奉獻給他，普世聖公宗還有許多其他教堂奉獻給他；整個安立甘宗世界存在著眾多敬禮他的聖龕。

請記住！真福查理，為我們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