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路易斯宣言」與持續安立甘教會

羅伯特·M·安德魯斯（Robert M. Andrews）最近發表了一篇名為「持續安立甘教會？『聖路易斯宣言』（1977年）的歷史、神學和背景」的文章。¹這篇文章可能不會引起我的讀者注意，因為它發表在一本澳洲學術期刊上，儘管這是一本有國際投稿者的優質期刊。由於這篇文章也非常符合本博客的興趣範圍，向我的讀者介紹它可能會有所裨益。這篇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議題，我想在此探討。

安德魯斯標題中的問號並非無意義或輕蔑，而是直指其論點核心。也就是說，安德魯斯認為「宣言」本身存在著內在張力。這種張力在持續安立甘教會的歷史中不斷展現。若要使持續安立甘教會繼續增強其穩定性，以及教義與組織的融合，就必須有意識地認識到這種張力，並以某種方式解決它。

安德魯斯特別指出「宣言」中兩個事實和論述之間存在的張力。

首先，「宣言」聲明它並無創新之舉。「宣言」宣稱「……我等持續安立甘宗一以貫之之道。我等未標新立異。」這種持續性以及拒絕創新的主題，在從聖路易斯和「宣言」所發展出的運動的名稱中，隱含著其自我理解：持續安立甘教會。

在許多層面上，持續性的主張是合理的。正如安德魯斯所述，那些1977年聚集的人們拒絕了美國聖公會和加拿大聖公會中的創新，其中最顯著的是創新，是將女性按立為會長（第42-45頁）。然而，安德魯斯對禮儀持續性的問題關注甚少。然而，特別是在平信徒和年長的非盎格魯公教聖品人員之中，1976-1977年間的禮儀變化與按立問題同樣令人不安。²同一個宣稱允許女性按立的明尼阿波利斯總會議（1976年9月）也初步批准了《公禱書》的徹底改變，這些改變在第二次總會議批准後最終被確認為1979年《公禱書》。如果安德魯斯對禮儀持續性的渴望給予更多關注，將有助於解釋「宣言」中持續性的主張。

其次，安德魯斯指出「宣言」儘管「聲稱持續性，但……同時伴隨著不連續性的問題」（第40頁，重點加上）。如安德魯斯所言，「宣言中幾乎沒有人們所熟知的安立甘宗包容性中那種有限制的語言和教義最小主義」（第49頁及以下）。「宣言」實際上相對化了特定的安立甘宗信條，如《三十九條》，並在歷史上安立甘宗不明確且存在分歧的教義問題上。採取了明確立場。安德魯斯指出「宣言」明確定義的事項包括七次大公會議的教義權威、七個聖事的地位，以及主教制對有效教會論的必要性（第50-53頁）。「宣言」的明確性與早期安立甘宗的模糊性、歧義性或「包容性」形成了不連續。

關於這種不連續性的問題，至少在「宣言」拒絕包容主義和模糊性方面，安德魯斯聲稱「宣言」的「最獨特的特徵」是其省略了對《三十九條》的提及。在這方面，安德魯斯引用了我認為是「宣言」中最重要的單一原則：

安德魯斯指出這一原則「必須使《三十九條》的解釋與《宣言》保持一致」（第53頁）。

安德魯斯隨後引用了我在2019年的一段話：「……『宣言』將自身確立為一種解釋視角，以及一種詮釋原則，用於理解『所有安立甘宗的信仰聲明和禮儀形式』。」我在該論文中指出，這一事實對理解持續安立甘教會具有核心重要性。安立甘宗的信條並非限制我們如何接受信仰核心傳統的「奧卡姆剃刀」。相反，根據「宣言」，信仰的核心傳統提供了解釋安立甘宗信條和「特色」的關鍵。這種詮釋權威的顛覆確實與某些形式的安立甘宗神學不連續，但與許多盎格魯公教徒的自我理解，或在盎格魯公教運動興起之前的其他較早期安立甘宗信徒的自我理解並非是不連續的。

我認為，安德魯斯在強調「宣言」中持續性主張，與詮釋原則部分不連續性之間的張力時，表現得敏銳且正確。我相信，安德魯斯也正確地看到了「宣言」的盎格魯公教特性為這種張力提供了部分解決方案。當所討論的早期安立甘宗信徒和安立甘宗特指盎格魯公教時，與早期安立甘宗的連續性就更容易辨識。

我已經指出了安德魯斯忽略了禮儀問題，這對早期持續安立甘教會信徒來說是一個重要動機，也是構成連續性的一個元素。在重返連續性/不連續性的張力問題之前，我應該提及安德魯斯主要歷史資料來源的一個問題。

關於聖路易斯大會（1977年）的歷史和持續安立甘教會的最初幾十年，安德魯斯主要依賴道格拉斯·貝斯（Douglas Bess）的研究，《分立而立：持續安立甘運動史》（Divided We Stand:  A History of the Continuing Anglican Movement）。³貝斯的書是迄今為止唯一一部關於持續安立甘教會最初幾十年的詳細歷史。不幸的是，這本書充斥著大大小小的錯誤。這些錯誤從人名和地名的頻繁拼寫錯誤，到貝斯構建的「南方方陣」（the Southern Phalanx）概念中的重大分類錯誤。

貝斯撰寫此書的歷史背景是1990年代後期內，安立甘公教會的一場爭執，隨後導致了分裂。在那段時期，接近威廉·O·路易斯大主教（William O. Lewis）擔任原始省區都主教任期結束時，其他主教之間爆發了關於資歷排序的鬥爭。資歷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資歷最高的教區主教將在路易斯去世或失能的情況下成為安立甘公教會的代理都主教。

最終有少數主教離開了安立甘公教會。這少數派聲稱導致分裂的真正問題是教義方面的。這少數派將他們的對手比貼上了「新教」、」包容主義者」和「危險的自由主義者」等標籤，同時將自己呈現為真正的公教者。

貝斯的歷史似乎接受了那種少數派的解釋。貝斯使用「南方方陣」（Southern Phalanx）一詞來描述掌控安立甘公教會的較大派系。這一術語的地理元素幾乎沒有意義，只不過是因為南方教區、中大西洋州和新奧爾良的大多數安立甘公教會成員都堅持支持多數派。但中西部教區、聖馬利亞堂（丹佛）和聖雅各堂（克利夫蘭）等盎格魯公教立場的教堂，以及包括雅各·奧林·莫特（James Orin Mote）和約翰·查爾斯·沃克勒（John-Charles Vockler）主教在內的著名盎格魯公教主教和聖品人員也是如此。此外，幾年後，那些離開的少數派主教內部已分裂為三派時，沒有人繼續認真主張安立甘公教會多數派是新教、自由主義或包容主義者，或者教義是1997年分裂的真正原因。

總之，貝斯的歷史觀之中包含一個重要類別（「南方方陣」），但是，這實際上沒有真正的啟發性、解釋價值，也幾乎沒有歷史依據。然而，在有更好的相關歷史著作出現之前，貝斯的書仍將因其所傳達的信息而保持其實用性。無論如何，安德魯斯的文章雖然在某些可能無法避免的方面依賴貝斯的研究，但並未提及「南方方陣」。相反，安德魯斯迅速識別出「宣言」所提出的真正且突出的問題，並正確地確認了該文件中的基本原則。「宣言」包含了一種連續性的主張，但也包含一個與早期安立甘宗中常見元素不連續的中心詮釋原則。如果比較的不是「宣言」與所有較早形式的安立甘宗和所有安立甘宗教規之間的關係，而是「宣言」與保守派盎格魯公教之間的關係，那麼這種不連續性就會大大減輕。

「宣言」的核心論點，是要引導持續安立甘教會走向普世教會的中心歷史傳統，以及走向偉大的羅馬公教和東正教。因此，「宣言」雖然在安立甘歷史和教規的某些獨特元素之間建立了一些張力，但同時也建立了與歷史傳統以及東西方偉大教會的生活共識之間更大且更基本的合一性。這就是持續安立甘教會的最偉大的成就：應當有意識地接受，並謹慎培養這個成就。

1. In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Volume 46.  Number 1.  March 2022.  Pages 40-60.  Henceforth cited in the text parenthetically with page number.↩

2. 這在美國尤其如此。誠然，在加拿大，1975年總主教會議聲稱允許婦女擔任會長，且禮儀修改的實驗也在那裡進行。但在加拿大，以及後來的英格蘭，禮儀和按立問題比在美國更為分離。美國聖公會通過在同一年推行新《公禱書》和按立女性，創造了更大的「持續者聯盟」。1976年9月明尼阿波利斯會議通過的關於墮胎的寬容立場，更加增強了聯盟的力量， 成為推動召開聖路易斯大會的強大動力。在美國聖公會，1976年在禮儀、對聖職的理解和道德教導上帶來了根本性的變革。↩

3. Berkeley:  Apocryphile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