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斯帕羅，《公禱書釋義》（1655年）

安東尼·斯帕羅主教對《公禱書》的評註，即他的《釋義》，其書名很可能源自中世紀所有禮儀論著中最重要、最全面的作品之一，即門德主教威廉·杜蘭杜斯（1230-96年）所著的《神聖職務釋義》，該書寫於1286年至1291年間。安東尼·斯帕羅1612年出生於薩福克郡伯里聖埃德蒙茲附近的德普登，在劍橋女王學院接受大學教育，1629年獲得學士學位（1632年獲碩士學位）。1635年2月在伊利被按立為牧師的斯帕羅，當時已是學院的初級研究員，引起了威廉·勞德大主教的注意，並因其勞德派神學觀點而聲名鵲起，尤其是他1637年發表的題為《關於懺悔與赦罪權能的講道》（A Sermon Concerning Confession of Sins and the Power of Absolution）的講稿。

斯帕羅在勞德的保護下留在劍橋直至1644年，期間擔任多個大學職位，包括希伯來語和希臘語講師，最終在國會對該大學的清洗中成為受害者。1645年，他與蘇珊娜·奧雷爾結婚，1647年9月，斯帕羅成為霍克登的教區長（rector），該地靠近他的出生地德普登。然而，他在那裡任職僅僅五週，就因非法公開使用當時被禁止的《公禱書》而被免除教區職務。正是這一事件促使他撰寫了《英國國教〈公禱書〉釋義》，該書於1655年首次匿名出版。兩年內，《釋義》再版時，斯帕羅的名字出現在扉頁上，署名為「安東尼·斯帕羅神學學士，曾為劍橋女王學院院士」。在斯帕羅1685年去世前，該書至少又出版了八個版本。《釋義》後來在十九世紀再次重印。

在1660年君主政體復辟時，斯帕羅得以恢復教會的職務，重任霍克登教區會長，被選為伯里聖埃德蒙茲堂的講道員（preachership），並最終被任命為薩德伯里的副主教（archdeaconry）。1661年，他成為伊利座堂的法政會長，以相當顯著的地位重新與劍橋大學建立聯繫，擔任其母校女王學院院長，並於1664-1665年間擔任大學副校長。斯帕羅隨後於1667年被祝聖為埃克塞特（Exeter）主教，並於1676年調任為諾里奇主教，九年後在那裡去世。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的，與他同為東安格利亞人的哈蒙·勒斯虔吉一樣，斯帕羅主教發現自己夾在清教徒和高派教會人士兩極之間，正如他所說：「一些人大聲指責我迫害分裂分子，而一些自稱對教會有極大忠誠和熱忱的人，同樣大聲抱怨我們不超越法律規則而採取激烈行動」。斯帕羅於1685年5月19日在諾里奇的主教宮邸去世。

斯帕羅的《公禱書釋義》在多方面值得注意。我自己的1657年版本大小適合放在口袋裡，也許是為了便於隱藏，但裝訂精美皮革，印刷精美，封面原有的金屬扣環現已遺失。書首列出了1549年「英國國教《公禱書》的編纂者」，從克蘭麥大主教開始，包括古德里克主教（伊利）、里德利主教（羅切斯特）等人，所有人都冠以「博士」頭銜。名單最後引用了查理國王的《關於反對〈公禱書〉條例的十六則默想》：「那些研究新奇之物的人們，其驕傲難以允許先前時代擁有任何智慧或虔誠的份額或程度。」隨後的《釋義》大部分內容都致力於確立《公禱書》的古老性和使徒性。這本《公禱書》並非「新奇之物」。在簡短的序言之後，有理查德·胡克、蘭斯洛特·安德魯斯主教和約翰·奧弗拉爾主教的全頁肖像，後者是斯帕羅之前擔任諾里奇主教職位。

斯帕羅的「序言」旨在確立《公禱書》的權威性，依循理查德·胡克早先所引導的，基於兩個基本而穩固的原則—即古老性和理性。首先，他確認，「《公禱書》符合原始的使用方式」，其次它是「合理的服事，因此不迷信」。斯帕羅指出，《公禱書》常常受到兩個截然相反方面的攻擊：首先，它被視為僅僅是「古老迷信的羅馬教徒的糊塗想法」；其次，它被視為「分裂性的新事物」。當他採取中間路線時，他確認這兩種極端觀點都不正確。他還強調《公禱書》的聖經基礎，最後以一個體現全書特徵的牧養性質的筆調結束序言。確實，斯帕羅的寫作帶有一種溫暖，這在平信徒勒斯虔吉更具學術性的作品中幾乎完全缺失，而作為一名在任者和主教的斯帕羅的牧養關懷正是他捍衛《公禱書》堅固且確立的禮儀形式和文字的核心所在。他以以下這些話結束他的序言：

斯帕羅的寫作和論證形式確實具有一種溫和的力量，這在十七世紀，常見的急躁和尖刻嚴厲的宗教辯論之中往往是缺乏的。

《釋義》中對十七世紀著作的當代引用在序言及其肖像之後相對稀少，儘管有一個名字確實經常出現：那就是他的近代同儕和東安格利亞同鄉赫伯特·索恩代克（Herbert Thorndike, 1598-1672），以及他的主要著作《關於宗教集會與上帝的公共崇拜》（Of Religious Assemblies and the Public Service of God , 1642），這是一部針對清教徒捍衛英國國教的作品，其中索恩代克尤其堅持教會主教治理和其《公禱書》的使徒性基礎。

但斯帕羅為《公禱書》辯護的主要資源是教父著作，尤其是金口聖約翰和希波的聖奧古斯丁的著作。將教會從最早期到現在的崇拜匯集在一起，他強調了統一的原則：「統一是多麼令人欽佩的事物——時間、形式等方面的統一。」簡言之，教會在所有時代都在祈禱之中團結一致。在他書的實質內容中，斯帕羅以清晰優雅，且至今仍然非常易讀的散文，系統地帶領讀者瀏覽《公禱書》的文本。他以一篇關於教堂建築和裝飾的長篇論文作結，題為「論聖所、祭壇、教堂樣式」，遵循他偉大的前輩杜蘭杜斯（Durandus）的寓言和象徵手法。他對教堂建築的態度基本上是保守的，即過去的東西不應被改變：

1. 教堂的結構是以船的形式建造的，因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如同在海上，被各種誘惑的煩擾，像被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第373頁）。
2. 「整個教堂是天堂的象徵」（第374頁）——斯帕羅引用創世記28:17，雅各在天梯夢境之後醒來所說的話。
3. 「中殿（Nave）或主體（body）相似於最低的可見天堂或樂園」（第375頁）。
4. 對於唱詩班席位（或更確切地說，聖所），斯帕羅沒有提供具體的意象，但詳細描述了其裝飾和目的：「主教坐在祭壇旁的席位上（有他的助理會長們一同坐著），象徵著基督（與他身邊的使徒們）制定聖餐，並祝福由會長在祭壇獻上的祈禱；就在這席位下方，立著祭壇或聖桌，有贖罪之祭，紀念基督和他榮耀的帳幕，是偉大祭獻的場所。」（第378-379頁）。

斯帕羅急切地希望確認，任何人都不應對「祭壇」或「會長」（司祭、神父，priest）這些詞語感到冒犯（他從拉丁文和希臘文進行論證）。最後，他對《公禱書》中詩篇的翻譯提供了學術性的說明，捍衛保留邁爾斯·科沃代爾的翻譯，這「無疑是從希伯來文翻譯而來的」。（我們可能記得斯帕羅在1638-9年間是劍橋大學的希伯來文講師）。在關於翻譯藝術的一個有趣註釋中，斯帕羅評論說，從希伯來文的翻譯並不總是精確的，「然而它比一些人所認為的更能保持原意和範圍，而且很多時候比那些看似嚴格遵循字面意義的人做得更好」。

斯帕羅是一位能幹的神學家，他對日課的討論，尤其是早禱的論述，在詳細闡述其神學結構方面尤為重要。隨後他開始了對教會禮儀年的廣泛評論，遵循從降臨第一主日開始的祝文和經課選讀。或許令人驚訝的是，與哈蒙·勒斯虔吉相比，斯帕羅對聖餐禮的評論相對簡短，他沒有太多評論地遵循1559年伊麗莎白時期的《公禱書》文本，並強調了經常領受聖餐的牧靈需要。斯帕羅運用金口聖約翰和聖區利羅的權威，確立了「基督的臨在」於「祝聖時，當餅和酒呈現在聖餐桌上時，主要在於重述我們救主設立聖餐的話語，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關於聖餐中「真實臨在」（real presence）的本質，斯帕羅沒有多說，但他建議每位教區居民一年至少領受三次聖餐。他在結束聖餐的討論時，在整本《釋義》中唯一一次使用了「獻祭」一詞：

獻祭不僅僅是基督一人的獻祭，而是我們在對上帝的服事中一同分享的事物。作為這方面的權威依據，他引用了聖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第10卷第6章和羅馬書第12章第1節。

在初次出版時，這是一個在高度危險的時代發表的勇敢聲明，斯帕羅這部既具有深度牧靈關懷又學術淵博、思想睿智的作品在王政復辟後被廣泛閱讀，當時它經常與「告誡其教區防範錯誤教義」（Caution to his Diocese against False Doctrines）一起重印，這是他在1669年對埃克塞特教區聖品人員發表的首次主教教區巡視的訓諭。《釋義》的姊妹篇《英國國教之條例、訓令、法典集》（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Injunctions, Canon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於1661年出版。若非十九世紀對《公禱書》的重新興趣，斯帕羅的作品可能已經湮沒無聞。1839年，約翰·亨利·紐曼使用1684年印刷的《釋義》副本編輯了一個新版本，他的作品又於1843年和1852年重印。自那時起，《釋義》再未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