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禱書及其評註者（1655-1901）序言
David Jasper
求主发光明，照耀我们的黑暗，又求主发大慈悲，保佑我们今夜不遇危险。愿主为爱子耶稣基督，应允我们。阿们。
這是《公禱書》晚禱的第三祝文，我想我自從1977年被按立為安立甘宗的牧師以來，已經誦念過這個美麗的小祝文數千次了。它可以在1549年聖公會《公禱書》最早的版本中找到，但其起源非常古老，源自八世紀拉丁文《傑拉西安聖禮書》（Gelasian Sacramentary），出現在中世紀莎霖習例（Salisbury，索爾茲伯里）寢前禱的規程之中，甚至更早，它是「詩篇」語言的改寫。幾天前，我最後一次聽到它被誦讀，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被吟唱，是在約克大教堂的唱頌晚禱之中。在那個場合由大教堂為會眾提供的小冊子末尾寫著：「本次禮拜儀式取自《公禱書》」。1
在超過半個千年的時間裡，英國聖公會的《公禱書》提供了禮儀和禮拜程序，使該教會能夠頌揚上帝、尋求罪的寬恕、向上帝祈禱，並引導其信徒度過從生到死的人生旅程。它並非由克蘭麥大主教在十六世紀中葉所創造。相反，它根植於教會古老和中世紀的禱文中，通過天才般托馬斯·克蘭麥，在英國宗教改革的聖公會的禮儀中找到了其核心地位。《公禱書》是英國聖公會身份認同的核心所在，本書將通過一些從十七世紀至接近我們這個時代所寫的無數關於《公禱書》的評注來追溯其歷史。接近，但不完全是我們的時代。因為也許我這一代人是英國國教最後一批成長於每週宗教生活中包含《公禱書》的早禱和晚禱的孩子。理查德·莫里斯，與我同時代的人，像我一樣在1950年代的英國牧師住宅中長大，與我有著相同地感受，我們似乎正接近我們所熟知的英國聖公會事物的終結——這是晚禱的時代。
莫里斯寫道：
從任何衡量標準來看，牧師、牧師住宅和聖公會信徒如今普遍處於邊緣地位。大多數老舊的教區牧師住宅和教区长的住所已被出售，調查顯示每百人中不到兩人參加聖公會禮拜。崩潰是逐代發生的。現在四十歲以下的人很少認同英國聖公會。2
這可能很遺憾地都太真實了，然而我的這本書寫成更多的是對教會多年來的頌揚——以及對其真實意義的提醒。在接下來的簡短描述中，大多數作家的名字如今幾乎不為人所熟知。但他們中許多人撰寫了關於《公禱書》的著作，這些著作在當時是暢銷書，可以在無數牧師住宅和教區長的住所的書架上找到，也許還有一些平信徒的家中。他們撰寫了關於《公禱書》的評論或書籍，還有一例是講座，這些都幫助我們理解我們的《公禱書》及其在基督教崇拜古老傳統中的地位以及在我們當前靈性生活中的地位。而他們的書籍在當時，在他們所服務的教會中被廣泛閱讀和欣賞。
從一開始，《公禱書》就代表了一種教會願景，可以說這一願景始於1549年，延續到1662年，直至二十世紀後期，那時候，《公禱書》不再是聖公會唯一合法的祈禱和禮儀之書了。3英國聖公會既「大公的、使徒的」的這一願景為本書奠定了基礎。那些撰寫這些評論和學術著作的人——他們全是男性——也都是英國聖公會的神職人員（除了一位——哈蒙·萊斯特蘭奇——他是一位虔誠的平信徒），他們在對他們而言或好或壞的時期寫作。按照他們所處的時代標準，他們大多都是學識淵博的人。同時，他們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學者」。他們是堂區會長、主教或座堂院長，其中許多人以牧養關懷、奉獻的精神服務於教會及其信徒，而他們的學識則是這種服務的補充。他們所有人的生活都與《公禱書》的日課和聖事事密不可分。這些簡短的文章，我希望能夠展現出一種聖品人的專業，它同時具有牧養性、學術性、神學性和政治性。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他們常常遠非完美，但他們都是誦唸祈禱之人，而這些祈禱則由《公禱書》所滋養。他們代表了一種學術的、靈性的和牧養的傳統，這種傳統或許正在英國聖公會中逐漸消失的——而這是我們的損失。馬克·查普曼在他2006年的著作《安立甘主義：極簡介紹》(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2006)中寫道：
1990年代見證了將大主教轉變為通過董事會（大主教理事會，the Archbishops’ Council）運作，大主教類似執行董事的努力，但這未能阻止教會的衰落。這種管理主義與教會的行政制度，即主教會議和主教制度相處得很不融洽。英國聖公會在當代英國多元文化社會中是否還能獲得同情多數人的被動支持，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4
但本書並非關於教會中的這種管理主義。在我們將在以下章節中拜訪的作者中，我們發現威廉·帕爾默、弗朗西斯·普羅克特、約翰·亨利·布朗特和托馬斯·弗雷德里克·西蒙斯——這些在教會歷史上幾乎不是家喻戶曉的名字——他們都忠誠勤勉地擔任堂區會長數十年，同時撰寫了關於他們教會、具有學術價值的著作。
《公禱書》提醒我們，沒有任何書籍是憑空而來的。同樣的話也可以以更謙遜的方式用於本書。我第一次接觸本書中的許多作者是在與我來自格拉斯哥的前同事傑里米·史密斯合作撰寫《在維多利亞時代重塑中世紀禮儀》（2023）時。我非常感謝傑里米及其淵博的學識。但我也已經承認了對任何讀者來說都顯而易見的事實：本書中的每個人都是男性。英國聖公會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一個深度父權制的機構。難道沒有我遺漏的女性聲音嗎？當然會有人告訴我那些被我遺漏的作家，無論男女，對此我只能辯解說人總是需要進行某種選擇，而選擇就會留下錯誤的空間。
但是，沒有兩位女性——兩位都是聖公會信徒——本書就無法完成。第一位是我的妻子艾莉森·賈斯珀博士，她對教會禮儀既有批判性又充滿創造性的理解，一直是我無窮靈感的來源。第二位是布麗吉特·尼科爾斯博士，她是都柏林愛爾蘭聖公會神學院的安立甘主義禮儀學的講師。布麗吉特對基督教會禮儀的知識和理解不僅廣泛而深入，而且她以無限的幽默感和對未來的願景讓我遠離絕望——沒有願景，人民和教會必然滅亡。有布麗吉特在，我確信，這種情況不會發生。
還要感謝德拉蒙德信託基金會的慷慨支持，使得本書的寫作成為可能。
該禮儀是為紀念約克座堂南翼廊火災四十週年而舉行的。1984年，就在我父親即將卸任約克座堂院長之際，我親眼目睹了那場可怕的火災。↩
Richard Morris, Evensong: People, Discoverie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21), p. 1.↩
The Alternative Service Book，《代替禮儀書》於1980年獲得授權，得以在英國聖公會內使用。↩
Mark Chapman, Anglica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28.↩